党内不允许“拜码头”
发布时间：2018-04-03 浏览次数：872次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码头文化一词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还是较为罕见的，值得深入剖析。
单从文化学角度来看，码头文化是一个中性词。但在政治语境中，这种文化更多表现出消极属性。特别是与权力勾连在一起，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是帮派化。码头文化，通俗地说就是“拜码头”。它原指封建社会里外地商人初到一地需要“打点”当地的土豪士绅、帮会头目，以求得照应。说到底，码头文化是认圈子、找路子，搞人身依附。
二是趋利性。码头的江湖表面上讲“忠义”，但骨子里是逐利的，为了追求不正当的互惠互利可以丧失党性和原则。
三是黑社会化。历史上，诉诸暴力是码头文化的重要表征。现实中，某些所谓权势人物为资本所俘获，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乃至“打手”“帮凶”，呈现黑社会化趋势。
为什么会围绕特定权势人物形成“码头”？一方面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另一方面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有关。同时，庇护理论对码头文化的生成也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在人类学视野中，庇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资源的稀缺，二是地位的不平等。此外，庇护关系区别于其他双边关系的显著区别还在于“互惠”，即庇护关系必然包含利益交换行为。
对被庇护者而言，“拜码头”和参与利益交换主要是为了寻求自我保护与打通升迁通道。比如，在干部升迁过程中，有些人认为，除了满足正式规则所需的显性条件外，基于利益、情感而形成的庇护关系也很重要。传统的封建时代，“朝中无人难做官”就是这一认知的写照。
对庇护者而言，“圈子”“裙带”是其实现政治效用最大化的重要资源。“笼络”“施恩”的人员越多，自己的主张就越容易得到呼应，自己提出的决议就越容易得到贯彻。
新时代，治理党内码头文化需要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入手，同向发力，以治标促治本。
要培育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害是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发挥其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规则信仰和规则意识，让民众相信遵守规则能让生活更美好，继而让潜规则退场、明规则起效，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文化的影响作用是深层次的，但让其形成持久生命力还需通过制度建设来提供支撑和保障。所以，有必要抓好关键性制度体系建设，编织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是抓选人用人制度。码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人用人的“失范”。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码头文化的命脉。
除此之外，还应抓好以下几项制度建设，以形成一套严密的“组合拳”：
一是科学配权、规范用权，避免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私有化。就科学配权而言，明确权力边界是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和基础。可参照清单管理办法，制定各类权力细则，明确具体权力的内容、边界、行使方式等。还可尝试构建“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出现拉帮结派现象。
二是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事实证明，码头文化的蔓延，一定程度上与监督乏力、制约滞后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避免权力异化。尤其是要加大对“一把手”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全面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决策权、实施权等，让“一把手”的行为处于公开透明之中。
纪律监察部门要经常了解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注意从多渠道发现问题线索，对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进行诫勉谈话。要进一步发挥巡视巡察的监督作用，尤其是注重发挥审计监督、专项监督等在治理“码头腐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监督合力，真正扫除码头文化的遗毒。
（作者：李炜永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单从文化学角度来看，码头文化是一个中性词。但在政治语境中，这种文化更多表现出消极属性。特别是与权力勾连在一起，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是帮派化。码头文化，通俗地说就是“拜码头”。它原指封建社会里外地商人初到一地需要“打点”当地的土豪士绅、帮会头目，以求得照应。说到底，码头文化是认圈子、找路子，搞人身依附。
二是趋利性。码头的江湖表面上讲“忠义”，但骨子里是逐利的，为了追求不正当的互惠互利可以丧失党性和原则。
三是黑社会化。历史上，诉诸暴力是码头文化的重要表征。现实中，某些所谓权势人物为资本所俘获，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乃至“打手”“帮凶”，呈现黑社会化趋势。
为什么会围绕特定权势人物形成“码头”？一方面与权力过分集中有关，另一方面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有关。同时，庇护理论对码头文化的生成也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在人类学视野中，庇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它的存在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资源的稀缺，二是地位的不平等。此外，庇护关系区别于其他双边关系的显著区别还在于“互惠”，即庇护关系必然包含利益交换行为。
对被庇护者而言，“拜码头”和参与利益交换主要是为了寻求自我保护与打通升迁通道。比如，在干部升迁过程中，有些人认为，除了满足正式规则所需的显性条件外，基于利益、情感而形成的庇护关系也很重要。传统的封建时代，“朝中无人难做官”就是这一认知的写照。
对庇护者而言，“圈子”“裙带”是其实现政治效用最大化的重要资源。“笼络”“施恩”的人员越多，自己的主张就越容易得到呼应，自己提出的决议就越容易得到贯彻。
新时代，治理党内码头文化需要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入手，同向发力，以治标促治本。
要培育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害是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发挥其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规则信仰和规则意识，让民众相信遵守规则能让生活更美好，继而让潜规则退场、明规则起效，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文化的影响作用是深层次的，但让其形成持久生命力还需通过制度建设来提供支撑和保障。所以，有必要抓好关键性制度体系建设，编织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是抓选人用人制度。码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人用人的“失范”。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码头文化的命脉。
除此之外，还应抓好以下几项制度建设，以形成一套严密的“组合拳”：
一是科学配权、规范用权，避免权力高度集中、权力私有化。就科学配权而言，明确权力边界是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和基础。可参照清单管理办法，制定各类权力细则，明确具体权力的内容、边界、行使方式等。还可尝试构建“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出现拉帮结派现象。
二是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事实证明，码头文化的蔓延，一定程度上与监督乏力、制约滞后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避免权力异化。尤其是要加大对“一把手”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全面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决策权、实施权等，让“一把手”的行为处于公开透明之中。
纪律监察部门要经常了解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注意从多渠道发现问题线索，对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进行诫勉谈话。要进一步发挥巡视巡察的监督作用，尤其是注重发挥审计监督、专项监督等在治理“码头腐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监督合力，真正扫除码头文化的遗毒。
（作者：李炜永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一篇：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下一篇：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