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份某地举办活动的通知，三四页纸数千字，除了文末的开会时间、地点、联系方式有用之外，通篇几乎尽是些多而无当的话语。明明三四百字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却偏要整出个长篇大论来。

　　河南某市发生一起火灾，263个字的通报中，有165字都在介绍“各级领导重视”，而对公众更关心的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却仅有“暂无人员伤亡，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寥寥14个字，惹来舆论不少批评。

　　该直截了当的非要注水拉长，该详细说明的却寥寥数语搪塞，真是当短不短、当长不长。《庄子》有云：“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大意是说，野鸭子的腿虽然很短，但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写文章。

　　改进文风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为什么还是“公文看不尽、会议开不完”，以致看文件的人头晕目眩、听会的人叫苦不迭？那些“把野鸭子的腿加长”的文章，又究竟长在哪里？表面上看是穿靴戴帽、铺陈罗列、言之无物的内容挤占了纸张，实际上是错误心态和作风充胀了体积。

　　有的人觉得文章越长、作报告时间越长就越有水平，所以写文章喜欢往长了写；有的领导认为讲长话就是对工作重视和认真的表现，给哪个部门讲的话长就是重视哪个部门，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所以短不下去；还有的同志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所以改的动力不足……这样的作风和心态不改变，耽误的是工作，影响的是效率，损害的是百姓利益。作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一改到底。

　　短往往更能体现水平。东晋书法家王珣的《伯远帖》，虽只有寥寥五行，47个字，却成故宫镇馆之宝。毛主席起草、周总理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不过114个字，却纵横千年、气象磅礴，成为振奋民族之强音。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一共只有5000字，“也很管用”。话不必多，说透就行；文不在繁，管用就成。

　　提倡写短文、讲短话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但也要警惕一些地方“把仙鹤的腿截断”的情况。提倡“短实新”也不是说不管什么文章短的就一定比长的好。实事求是、言之有物是根本原则。有些文章即便很长读者也愿意读，因为事关重大、信息丰富，没有冗长沉闷之感；有的信息公众很关心，就应该详细交代，不能敷衍。可见，文章因时而著，是长是短要看实际需要。这个需要，取决于读者。

　　文无定法，衡量某篇文章文风好坏，从技术上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可如果回到“服务读者”这一写作的根本逻辑起点上来，就能清楚地认识到，评判文风好坏最权威的专家不是别人，正是最广大的读者。文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反对一切言之无物的空谈，减省一切冗长无用的笔墨，有一说一，务求实效，文风改进的成效才会与群众的感受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