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强调，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之手之口。之手者，《岳阳楼记》是也。范仲淹应朋友滕子京之请，驰骋想象，熔铸万千忧乐于笔端，挥毫写就这篇千古名文，传诵天下。之口者，范仲淹所喜自励警语是也。据欧阳修所云：“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此句恰恰是《岳阳楼记》的“文眼”所在。文章刻意在开篇中概写“巴陵胜状”，巧妙打住。接着，笔锋一转，迅即集中抒写迁客骚人的千古“贬官文化”，使得景致大变，境界大开。一悲一喜，将迁客骚人对景生情、情随景迁、心为物役的平常反映，揭示得洋洋洒洒。最后卒章显志，寻找自己如何与非凡的古仁人志士，在崇高精神境界上的高度认同。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千古不朽的点睛之笔：“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古仁人”们高居庙堂，身在朝廷，却能够忧民之所忧，以百姓之心为心；即使一时遭受贬谪，流落江湖，沉沦民间，却仍然为朝政而忧虑！那么，进退皆忧，何时快乐呢？古仁人志士的回答一定是：要忧在天下人的担忧之前，先忧；乐在天下人的快乐之后，后乐！范仲淹最后感叹，如果不是这样的仁人志士，我又怎么能够认同于他，进而归心于他呢？

　　如此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力透纸背，其胸襟与境界，又是何等地深沉与高远！此后登楼者，不管如何抒写，似乎再也无法超越这篇《岳阳楼记》了。

　　其实，追根溯源，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与中华元典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且承前启后。从周初统治者的“惟命不于常”，到《诗经》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再到《易传》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尤其到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并在《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鲜明地提出了“忧民之忧”“忧乐天下”等时代主题，弥足珍贵。从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辟表述，令历代仁人志士感奋不已。自此以后，所谓“艰难玉成”“殷忧启圣”“居安思危”，乃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兴亡之感”，伴随着“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扑面而来，撼人心魄。

　　作为“庆历新政”的实际主持者，范仲淹给朝廷“条奏当世务”，提出了系统的政改方案，体现出远见卓识。《宋史》本传评价他的改革举措，是“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复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真乃千古一忠臣，万家忧乐到心头。

　　范仲淹有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敢于秉公苦谏，纠补朝政阙失，时有奋不顾身之举。他心胸坦荡，考察官员时，不顾劝阻，经常毫不留情地勾掉一些不称职者的姓名，并毅然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其意是说：一家人哭总比一省人去伤心痛哭要好些吧！他是谏臣加廉吏，山高水长仁者心。

　　他深谙国家政治择吏为先，人才第一，于是“以举善为忠”，兴办教育，而且慧眼识才，向朝廷推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人才。比如政治家王安石，军事家狄青，思想家张载等，皆受到他的奖掖与推荐。他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由于管理优良，规矩严明，得以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运作八百年，堪称中华慈善事业之奇观。

　　上述作为，全赖范仲淹秉持忧国忧民、先忧后乐的忠臣品格与忠诚信仰。宋儒朱熹指出：“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王安石曾赞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纪昀则称其“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也融入共产党人忧乐精神的锤炼之中，其精髓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发展并发扬光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加以引证。延安宝塔山石壁摹刻有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不正好是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延安岁月最精辟的总结吗？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中，自然也遗传有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天下情怀。

　　 （作者：梅敬忠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