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是线下诉求在线上的反映，网络舆情大规模爆发往往都有其现实根源。许多社会问题之所以会引发网络舆情事件，两点因素不容忽视：一是现实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二是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因此，解决现实问题是防范与化解舆情风险的关键。对舆情管理工作而言，预防舆情风险远比事件发生后的危机舆情处置重要的多。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这一要求对新时期科学进行舆情管理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做好舆情管理工作、提高政府公信力离不开管理方式创新。舆情管理工作要从根源上下功夫，就要以解决公众实际难题为前提，实现端口前置，预防为主。舆情管理不能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这就需要将舆情危机意识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全局，体现在政府实际工作的细微之处，着力解决可能滋生舆情风险的事关公众利益的实际问题，以点滴行动滋养官民关系的土壤，赢得公众信任。

提升施政理念，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在杭州会见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中外代表时曾指出：“互联网也是政府施政的新平台，通过电子政务系统，可以实现在线服务，做到权力运作有序、有效、‘留痕’，促进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互联，提高政府应对各类事件和问题的智能化水平。”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强调法治、服务、开放、平等、共享、对话等，这对于营造良好的舆情生态至关重要。

越是强调开放、包容、对话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网络舆情事件的概率相对就越低。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切实贯彻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理念，抓大放小，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权力结构；严格依法依规施政，重视法治、人文精神，重视程序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大政务公开范围和力度，完善电子政务，建立阳光政府。对于依法应予公开的事项都主动公开，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特定途径，如政务公开栏、政务公开网络等进行查询、监督；落实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畅通官民对话渠道。围绕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由政府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公众进行平等对话，听取公众意见和建议，全面、严格落实重大事项决策听证制度。

加强顶层设计，确保舆情管理机制高效运转

诸多典型舆情案例都暴露出一个现实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舆情处置方面存在权威声音缺失、关键部门缺位、沟通协调缺乏等三缺症状。究其原因，或是舆情管理体制机制上缺少“一盘棋”的思维。舆情事件发生以后，不少地方回应漏洞百出，自说自话、数据打架、舆情反转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担心受到舆论指责，许多涉事部门不愿出面站到舆论前台，还有不少部门为使舆情事件的处置“留有余地”，出现了本该上级部门回应的情况，却让下级部门出面回应；本该由主管部门回应的情况，却让宣传部门来回应；本该“一把手”出面回应的情况，却让下属人员回应等。

舆情管理没有章法，必然导致事件处置的被动局面。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完善、创新舆情管理，注重顶层设计，由“一把手”牵头解决舆情管理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保障舆情管理流程在行政系统中高效运转。一是要完善制度衔接与机构设置，明确舆情管理的基本流程和应急管理流程，并予以制度化。二是建立舆情管理联动工作机制，既包括上下级的纵向联动，还包括同级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三是将舆情管理工作纳入工作考核，形成自上而下重视舆情管理的机制氛围，增加舆情回应的针对性、积极性、有效性，告别舆情回应“倒逼”现象。四是制定工作细则、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监督考核，定期召开舆情管理联席会议，实现舆情管理工作常态化。

善用新媒体，让舆情管理从“倒逼”走向“主动”

    通讯技术的革新、进步对媒体形态产生深远影响，网络传播逐渐由单一走向融合。在微博、微信、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的催化下，舆情事件从萌芽状态到大规模爆发阶段，往往就在转瞬之间。反观当前公职人员的执网能力却表现不佳，以至于有评论认为，我国公职人员执网能力普遍存在“三不”问题：不太懂网、不敢触网、不会管网。统计发现，公职人员的执网能力表现呈现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地方主官对新媒体越开明、越重视，相应的公职人员的执网能力就越强，反之公职人员的执网能力就越弱。

公职人员要提升执网能力势必要紧跟媒体技术的发展，主动融入到新媒体发展的大潮中。地方政府更要从舆情管理的战略角度看待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不但要紧跟媒体发展与传播格局的演变，总结舆论传播规律与特点，更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形成善待新媒体、善学新媒体、善用新媒体的舆情管理氛围。针对部分舆情事件，政府要充分新媒体平台抢先发声，协同作战，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