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文艺作品如何反映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着一些错误的主张：一些人奉行市场至上，认为市场需要什么就应创作什么；一些人片面理解“直面现实”，主张对现实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一些人持敷衍态度，把主旋律创作与创作传世之作对立起来，等等。我们有必要理清这些认识，推动文艺界主动、全面、深刻反映党风廉政建设，创作出可以传诸后世的文艺佳作。对此，愿以对三对关系的思考抛砖引玉。

市场与社会价值两个导向的关系

正视市场 引导市场

文艺创作中，市场导向是指文艺创作者根据文艺作品的畅销程度，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手法；社会价值导向是指创作者或有关方面对文艺创作方向、价值进行适当规范。与一般商品不一样，文艺作品需要“无形之手”，更需要社会价值导向。

强调市场至上、无视文艺创作导向，必然导致浮躁情绪的蔓延以及文艺创作水平的下降。针对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渲染阴暗、媚俗低俗、粗制滥造、追求奢华、脱离大众等问题，作为紧密联系社会热点的党风廉政建设题材文艺创作，尤其要充分发挥文艺创作导向的作用。

首先，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不能拜倒在市场的石榴裙下。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谈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话虽夸张，但其强调政治题材文艺作品的正面影响时至今日依然有借鉴意义。文艺作为对社会生活的观照，社会性是题中之义。一个优秀的文艺家必然以追求自身作品发挥最大社会效益为职志。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应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应服从社会价值。

第二，要善于引导市场。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工作领域的热词，说的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党风廉政建设题材文艺创作来说，引入这一理念一是要强化提高供给质量的观念，当前文艺作品反映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挑战是提高水平，提倡多样化。有的研究者曾将某一时期集中涌现的反腐剧在创作手法上的雷同，讥讽为“六个一”：“一个清官、一群腐败分子、一个向上无限延伸的权力关系网、一个女人、一场正与邪的斗争、一个光芒万丈的结果”。观点虽有偏颇，但也引起思考。拓展党风廉政建设题材的表现领域，应成为创作的重要课题。

第三，树立崇高艺术理想，努力成为市场中的经典。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这是文艺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底色。主旋律创作也要追求“好看好听、有情有趣”，不能仅满足于“抓住了观众”，而且要“让观众在美的浸润愉悦中接受理想和正气的洗礼”。“求名当求万世名”，我们的文艺家当有此壮志。

“船上”与“岸上”的关系

看齐标杆 敏于观察

文艺创作中的立场问题，可以用“在船上”和“在岸上”来设喻、阐释。在船上的人，周围是激流，必须紧盯前方，奋力航行；在岸上的人，不少是闲看浪花以消闲或坐等船员的笑话。在文艺创作领域，有人选择站在船头表现时代、鼓舞人心，有人选择静立岸边冷眼旁观、独善其身。这既反映创作者立场的差异，也体现出创作者境界、格局的差异。

要稳立船头，就要看齐标杆。创作者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究竟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还是站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的角度，抑或站在制度设计者的角度，决定了其作品的思想高度和深度。作为创作者，要自觉将党和国家、民族的事业与个人创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创造个性、释放创造活力，又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唯如此，才能有百舸争流的正确方向。

立于船头，就要善做观察家。美国报人约瑟夫·普利策曾感慨：“假使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应是站在船桥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说，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态度。这并不是说反对在现实中发现各类问题，恰恰相反，我们要带着解决问题的态度直面每一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其中就包括文艺家要敏于发现问题的要求。不去看问题，说明文艺家缺乏责任感；看不到问题，说明文艺家能力水平不够。有研究者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前，各地干部公款吃喝、迎来送往之事数不胜数，问题不可谓不严重，更不可谓不明显。然而，对这一问题作出反映都很少。

立于船头，就要保持精神定力。改革发展注定不是四平八稳的事业，唯有保持精神定力，才能始终朝着预定目标航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批“老虎”和“苍蝇”应声入网。一些文艺家对社会现实产生了悲观情绪，反映在一些文艺作品特别是网络文艺作品中，就表现为对社会阴暗面的过度夸张与渲染。要做改革发展事业的推动者，就要“不畏浮云遮望眼”，有定力，高瞻远瞩。“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习近平同志这番话正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深思制度 精思文化

有研究者提出，文艺作品反映党风廉政建设，要处理好刻画个体行为与制度整体的关系。

我们要以对制度和文化的思考克服人物脸谱化的弊病。脸谱化由于对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缺乏理解和表现，难以引发共鸣。这些年人们常说不倦的《亮剑》主人公李云龙形象的塑造，给我们以正面启示。有评论家指出，李云龙这个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作家都梁生动地表现了具有男性魅力的打不死的铁胆英雄、真正的精神英雄。这样的立体形象，背后是对制度变迁的深刻思考。从唯物辩证的角度看，正面多一点还是反面多一点，不是评价一个文艺形象是否成功的标志。我们在塑造一个人物时，唯有在深刻思考的支撑下，才能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人物，真实而立体地反映人物，进而赋之以感染力。

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完美地把制度性思考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是关键命题。京剧《铡美案》里，包拯冒着生命危险，将犯下大罪的驸马爷陈世美绳之以法。一些年轻司法工作者看了此剧却不禁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守住司法正义以及为官做人的道德底线，有几个人会像包拯那样义无反顾呢？有研究者认为，在这方面，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部电视剧以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和反腐败斗争为背景，提出在腐败横行的社会里，改革还能不能推行，改革还有没有意义。这部作品不仅是回看历史风云，对于处于改革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今天也有启示：腐败与改革赛跑，反腐败就是要为改革赢得时间；如果输掉了改革，就只能坐等国家被腐败拖垮。

我们还要善于从文化层面思考。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总源头。从文化层面着力，筑起价值观的防线，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方面。王岐山同志就曾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就是中华文化的ＤＮＡ，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社会问题的产生与文化ＤＮＡ的变异有关。当前社会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而纠正扭曲的社会心态，最根本的还是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在此方面，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正因其融入了创作者在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才使其超越了一般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窠臼，获得了观众的肯定。我们在创作反映党风廉政建设的作品时，一定要融入文化思考，像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