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　孙要良

　　“思想”是关于整个世界或者其中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的本质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具有“说人所未说、见人所未见”的创新性特征。判断某一思想观念是否具有“思想性”，除了看其是否经过充分的系统论证之外，主要还要看其对事物的认识是否具有本质规律性、方向趋势性、前沿创新性的特征，是否从世界观、辩证法、方法论、社会历史观等哲学层面高度去思考处理问题。综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以发现它显然具有这些特征。

　　普遍联系的“世界辩证图景”

　　自然观是指人们关于自然界的历史起源、结构本质、变化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人类对整个世界认知的基础，任何一种系统化的哲学必然将它作为前提。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等命题，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有机的新型自然观。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就是强调在生态、生活、生产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之间要实现和谐共生。自然界再也不是近代主体性哲学视野中那种被人类利用、改造和征服的对象，而是与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生命和价值的存在物。这种自然观，既克服了近代主体性哲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缺陷，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属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他们在制定唯物史观和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视“生产”而忽视“生态”，他们即便在阐述“生态”“自然”的重要性时大多也是在“生产”“财富”的范式下来进行的。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认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实际上在强调必须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将自然生态系统各个要素当作一个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流域治理，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哲学上来看，这实际上是要求用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辩证思维来观察、分析、改造自然界。因此，这种自然观辩证地真正克服了那种将自然生态系统各个要素进行抽象的分门别类、相互分割而看不到自然界内部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描绘出了一幅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推崇的“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的“世界辩证图景”。

　　生产力系统的绿色化和生态化

　　社会发展动力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和源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体现了一种新型社会动力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指通过发展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内生外联性”产业，生态优势可以变成经济优势，生态价值可以变成经济价值。这种全新的绿色发展模式打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产品—污染”构成的单通道、非循环的物质流经济，形成了一种“生态环境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类影响、调整、制约自然的能力，生态资源环境在经过人类改造后“被纳入”生产力。因此，这种生产力带有一种“征服论”倾向。但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生态环境开始与生产力融为一体，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这种新型的生产力带有一种“和解论”色彩。

　　“生态兴则文明兴”，是指生态环境是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第一前提。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纵观人类历史，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生态良好的地区，但都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导致文明衰落或者中心转移。当今，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历史发展、影响文明兴衰、危及人类生存的“第一因素”，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支撑，而不再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一般性前提”了。这种新型文明动力观、文明基础观是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述的“自然报复论”的直接继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生态与文明之间的直接关系、根本关系从未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这样被如此强调过。

　　群众史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

　　唯物史观又称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而不是少数“英雄”或者“天才”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全民共治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坚持群众史观。

　　建设生态文明最终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能只靠少数领导干部和生态环保工作者。要改变14亿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磅礴之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贯彻和应用，克服了以往相当程度上存在的“干部干、群众看”的力量缺失和治理之误。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就是强调在新时代，民生要实现生态化，生态要实现民生化。我们不能再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是硬指标，而生态环境民生问题是软约束；也不能再认为生态需要是享受型需要而不是基本型需要，故意忽视生态民生建设。这体现了我们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随时在准备着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为民情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价值观。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首先是血缘共同体，其次是地缘共同体，再其次是政治共同体，最后是自由人联合体——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其中，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发展的成熟形式。不同的共同体代表着不同的生产力发展、社会交往发展与人的发展程度。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共同体思想。

　　新型共同体思想和人类情怀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就是强调全球是一个生态环境共同体；而生态环境共同体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最现实、最基础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关系到未来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所有国家必须携起手来，走共赢之路。只有克服局限于传统民族国家的狭隘思维，建立科学合理的新型国际生态环境秩序，才可以治理好全球以及每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人类虽然离建设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还很遥远，但是各个国家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民族结构”的全球治理权力架构已经初见雏形。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人的发展思想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以最为浓厚的人文情怀、最纯粹的科学精神、最现实的国际主义，去思考和处理人类生存发展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自觉运用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活动会因为各种利益、观念发生冲突。为了规范人与人的关系，使生产、生活、交往得以正常进行，人们便制定了约束行为的各种规则，以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公共与私人等关系及其界限。这种规则的固定化、常态化就是制度，而制度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固定为法律条文，就成了法。

　　总的来说，制度可以纳入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范畴，法治可以纳入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无论是作为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制度，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治，对生产力发展都起到反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律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体现了在自觉调整、改革和运用生态生产领域中生产关系观和上层建筑观的反作用。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律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就是强调法律制度、体制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堡垒和最后保障。为此，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高压线。这体现了我们党在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和反作用关系来解决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领域中上层建筑的调整、改革来调整生态环境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利益关系，再以生态环境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修复、治理、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自然、社会和人，对实践、制度和文化，对历史、现在和未来，对民族、国家和人类等问题进行了本质性思考、元哲学发问、创新性解决，是一套关于自然、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等问题全新的文明话语体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对自然规律的理论自觉和认识深化。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被称作“思想”是有哲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