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未来发展的战略构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
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只有坚持开放才能持续走向强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2013年10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又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成为21世纪联系亚非欧的协同联通、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了中华民族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更加坚定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有机统一的使命担当。在这个意义上，它已远远超越了古代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中国将“一带一路”建设的切入点定位于互联互通，力争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产业合作区为抓手，实施好一批示范性项目，让相关国家不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同时，创新国际化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切实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政治互信；加强统筹协调，把有限的资源整合好、利用好，持续形成“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包容性发展。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推动跨国互联互通，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推动我国在顺周期下形成的巨大产能和建设能力走出去，满足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无疑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26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合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扎实推进。
京津冀三地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
多年来，京津冀虽然地缘相接，但发展侧重点不同、协同性不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推动京津双城联动发展，要加快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域一体原则，以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为优先领域，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合作重点，把合作发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联动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同于开发处女地，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必须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按照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在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三地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用力。产业协同发展是基础。要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合理的布局和分工决定发展的前景和未来。要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决定一个城市的品位和吸引力。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交通是发展的基础、协同的关键。要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形成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
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实现区域内资源、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命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确定了总基调、明确了大方向，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思想。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做好江河和两岸两篇文章。江河这篇文章要从河道综合整治做起。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呈现新的特点，要求长江河道综合治理既符合河道演变客观规律，又满足长江经济带发展新的需求。把握新的变化，考虑新的需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要加强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地、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区的保护，实行限制开发。航道的整治要顺应河道的自然演变规律，以免对上下游、左右岸造成负面影响；岸线、洲滩、江砂等资源开发要合理有度，保持河势稳定，有效维护河流健康。二是区域与流域的关系。从流域整体出发统筹安排不同河段功能定位和开发保护任务。河道内洲滩的利用要服从流域防洪总体安排，综合考虑性质、大小，科学制定开发规划。岸线利用应按照优势互补、协调互动的要求，着力缩小发展差距。三是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既要立足于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又要为长远发展留有余地。四是因势利导与人为控制的关系。顺应河道演变趋势，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充分利用水沙动力的作用，实现整治目的。当汊道分流、主流走向等发生不利的趋势性变化时，应积极采取限流、堵汊等河势控制措施，以免错失治理时机，造成更大的被动。
做好两岸这篇文章，沿线各省市应正确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定位。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长江经济带横跨11个省市，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要把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作为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优先项目，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关系，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应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要增强系统思维，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使沿江各省市协同作用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要提高已有岸线使用效率，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布局。沿江省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只有沿江省市和国家相关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一盘棋，才能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从体制机制上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军民融合发展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习近平同志指出，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要继续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从需求侧、供给侧同步发力，从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等方面系统推进，加快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长期以来，军地各级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在军民融合发展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步增长。同时应看到，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刚刚进入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的过渡阶段，还存在思想观念跟不上、顶层统筹统管体制缺乏、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滞后、工作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新形势下，应坚持问题牵引，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使两者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总的要求是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应强化大局意识，军地双方都要树立一盘棋思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推动工作。强化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努力形成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强化战略规划，拿出可行办法推动规划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建立问责机制，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和执行力。强化法治保障，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保障作用，提高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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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是关系国家整体和长远发展的顶层设计，一个国家各个发展战略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我们要站在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战略的高度，加强这四大战略的相互对接。同时，加强四大战略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的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五指成拳、形成合力，才能有力推动国家改革发展，进而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田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