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雾霾等极端天气连续大范围出现，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引发普遍关注，从而使得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

　　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利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业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刻不容缓、急需尽快解决的重要内容之一。

　　正因如此，关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共享共建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然而，既往成果基于各自不同视角提供了解决京津冀生态环境问题的诸多智慧。实际上，从生态学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生态学路径，既可摆脱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中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还可切实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协同发展机制。

　　建立系统完整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存在的问题

　　京津冀生态环境地质地貌极为复杂，分布极不均衡，加之在经济发展中长期被过度利用，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受损。如果以当前模式继续发展，轻则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内彼此间的贫富差距，重则会导致整个区域资源总量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经济发展中不计生态成本的各种做法必须彻底改变。而要如此，就必须聚焦问题，找准着力点。生态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地区，在一定范围内首先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并时刻以自我为中心与外界产生联系，尤其是生态系统的非生物环境部分，如大气、水等，更是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从而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远向相通。以此审视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

　　一是大气污染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严重。据国家环保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3年，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整体较差，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7.5%，所有城市PM2.5和 PM10年均浓度均超标，部分城市空气质量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40%。进入2014年以来，京津冀区域更是多地连发数十天雾霾天气，北京和天津空气中的PM2.5有三到四成源自于区域的输送，即京津地区的空气污染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周边河北地区的污染空气扩散。

　　在大气污染发出警告的同时，因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而产生的水生态问题，也频频出现。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镇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污染物的任意排放，使得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污染，并直接导致了水体和水质的恶化，从而直接影响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用水工程。

　　二是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长期超限。京津地区供应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环境大部分取自于河北地区，尤其是环京津周边的河北地区。这就使得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对于京津地区的长远发展具有一定制约性。正是由于京津地区的生态屏障与城市水源等均来自于周边河北地区上风上水的位置，相对来说，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开发利用也较为严重，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过度开发利用的现象，并直接导致这些地区与京津地区之间的区域差别和生态贫困地区的增多。

　　通过生态系统模型的建构，可以清晰理出京津冀三地之间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生态学对策

　　基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生态学为审视视角，建立系统完整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机制，刻不容缓。为此，相关各地须彻底抛弃“自扫门前雪”的心态，真正实现各方生态环境协同联动，实现生态环境共享共建共治。

　　一是充分注重生态学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开发与应用生态学高新技术，对于生态环境治理作用巨大。尤其是近年来越发凸显的诸如PM2.5、土地荒漠化、水体富营养化等生态现象和生态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学研发高新技术提出了挑战。对于此类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仅靠以前的传统办法是无法克服的。只有积极应对，刻苦攻关，研发出有针对性的一些高新技术，才能实现彻底治理，否则就会成为人类生活之痛。当然，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应仅仅停留于口头，而应体现在贯彻落实上，这就需要我们从问题产生的本源入手寻找治理生态环境的可行性措施。在具体操作中，就是从影响生态环境的产业项目着手，以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对建设项目进行严格监督和把控，尤其是对于从北京和天津转移到河北的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三高”产业，更要从一开始就做好规划，彻底解决从选址到生产、从生产管理到污染防范、从后期治理到前期预防等各方面潜在的问题，从根源上防止新的环境污染的出现。

　　二是积极构建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这个生态系统同样存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在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地区一直是以重工业为产业发展重点。京津冀一体化成为大势所趋之后，京津地区虽然通过向河北地区转移重工业的方式缓解了其本身存在的生态问题，但这种治标的方式依然无法摆脱周边河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低下的影响。其实，生态环境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只要三地打破原有固化的仅限自身区域的规划模式，实现三个区域的一盘化，构建起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进行预防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就会得到根治。两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2014年APEC会议、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阅兵期间，为了确保北京环境质量，京津冀在短期内联防联控，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一时间，APEC蓝、阅兵蓝让人艳羡不已。但京津冀联防联控模式一旦解除，生态环境问题就会立刻死灰复燃、再次凸显。这也提醒我们，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仅仅做表面文章，而非着眼于真正解决，只能是治标于一时，而不能治本于长远。只有构建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三是构建京津冀统一的生态系统模型与架构。生态系统模型是考察和描述一地生态系统的基本方法，它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的基本成分、组织结构以及行为功能等，并对生态系统的特性和行为作简要描述。建构生态系统模型，可清晰辨别出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并可通过分析模型，有针对性地对生态环境做出调整，从而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的。就京津冀区域来讲，通过生态系统模型的建构，可以清晰理出京津冀三地之间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对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整体把握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促进京津冀整个大的生态系统向着更加优化、更为高效的方向发展。当然，考虑到生态环境所具有的流通性、无界性本质，在构建生态系统模型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架构，即生态环境共享共建共治的协作机制。为此，我们不仅应该建立专门的生态分区，还要建立严格的分级管理制度。而且，京津冀三地的生态环境分级管理制度要力求统一，要根据各类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较为可行的治理方略，同时要做到奖惩明晰有度，进而形成科学有效的三地协同治理机制。（作者：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刘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