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霍文琦）4月28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报告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为主题，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五大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些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状况及其趋势进行测度，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包括总体水平、发展趋势、内部结构以及得分排名等，并结合测度结果及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正处于新旧驱动力“换挡期”

报告进行了发展指数研究：构建了以支撑力、驱动力、创新力、凝聚力和辐射力“五个力”为基本框架、由5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测度指标体系。支撑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驱动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与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相关的指标。创新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创造力和经济活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区集聚优质资源的综合环境和吸引程度，是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城市共同目标、理念所形成的吸引力、认同感而产生的合作动力。辐射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和功能作用。

驱动力主要测度投资、消费、进出口三大传统驱动力，并将其与新的创新驱动力进行比较，测度结果显示：北京传统驱动力在减弱，创新驱动特征明显。北京的驱动力指数得分从2004年的0.9850下降到2013年的0.8034，而创新力指数得分（2013年为0.9390）远高于津冀，为北京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天津、河北仍以传统驱动力为主，创新驱动正在形成。近年来津冀无论是驱动力还是创新力都呈上升态势。天津的驱动力指数由2004年的0.2459上升到2013年0.4726，创新力指数由2004年的0.1895上升到2013年的0.2867；河北驱动力也由2004年的0.2988上升到2013年的0.4357，创新力指数由2004年的0.2041上升到2013年的0.4534，反映了天津和河北经济增长在主要依靠传统驱动力的同时，其创新驱动力正在形成，处于新旧驱动力的交替阶段，转型升级任务仍十分艰巨。

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风向标”

《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进行了协同指数研究，其中包括城乡协同、城际协同和城域协同三个方面。其中，城乡协同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包括城乡联动、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三个方面；城际协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包括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三个方面；城域协同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目标，包括交通一体、协同创新、生态共建、服务共享、联合治理五个方面。

报告指出，构建京津冀协同指数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突破点。通过协同指数研究，可以摸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底数，把握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风向标”，它将标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变动方向；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温度计”，它将度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水平变化与实现程度；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晴雨表”，它将揭示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关键环节；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观测员”，它将研究和记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变动特征与运行轨迹。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共识

《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进行了生态文明指数研究，包括经济社会进步状况、生态状况、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环保制度及政策五大方面。其中，生态状况、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三个子系统是生态文明指数的核心和主体，经济社会进步状况和环保制度与政策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

报告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领导下，生态建设与协作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取得积极的进展。三地之间在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等方面加强了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启动了区域产业转移与对接机制等。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制约，区域生态恶化势头仍未彻底扭转，生态协作机制建设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如对生态建设及生态协作的认识存在误区，生态协调管理机构欠缺，生态建设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社会治理机制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报告认为，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但要真正把京津冀地区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先行区、实验区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极，还任重道远。既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制度建设，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认知与觉醒。

2005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北京的情况最好，天津次之，河北有待改进，但三者的差异在缩小。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进展还不甚理想，在大气和水生态污染治理，以及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方面，问题越来越严峻，北京近年生态文明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

居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居民的生态文明感知、态度、行为意向对居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居民的生态文明认知总体水平不高，参与环保的行动频率和意愿都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差别不大，高收入、高学历群体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和认知水平甚至低于一般群体，值得深思。

城市之间人口发展能力不平衡性加剧，马太效应突出

报告采用了人口活力、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等3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对京津冀地区“2+11”城市人口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能力存在三个层次，北京、天津、石家庄位于第一层次，表现为人口经济活力突出、对流动人口吸引度大、劳动年龄人口充足以及医疗教育资源丰富；位于第二层次的城市如邢台、承德、邯郸、廊坊等，存在一定的短板，即使某些方面表现优异，人口发展综合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其它城市处于第三层次，表现为人口发展能力不足则是人口流出现象严重、劳动力产业结构落后、医疗资源匮乏、高等教育水平有限等原因的共同作用结果。而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城市由于人口发展能力后劲不足，与第一梯队的差距逐渐拉大。事实上，保定和沧州的经济实力并不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经济发展能力并不等同于人口发展能力，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变动规律。

加大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和重中之重。首都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需要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促进空间布局优化、缩小京津冀区域内企业的发展落差，从而推动京津冀企业的协同发展。

报告认为，未来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疏解政策，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企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这也是进行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的重点区域，这意味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如可出台“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的企业额外加征20%企业所得税”“首都功能核心区内企业就业人员积分落户申请倒减5分”等政策，促进核心区企业向外疏解。二是优化企业在区域内的空间布局。京津冀三地企业发展水平内部落差巨大，北京企业实力远高于天津和河北，河北企业发展实力不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空间布局上：北京市内的疏解重点应放在城市发展新区，以促进“产城融合”；天津的重点在于通过承接非首都功能，缓解滨海新区“一枝独大”状况，促进天津企业的相对均衡发展；河北由于面积大、人口多，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应选择优势地区和优势园区进行承接，可重点依托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和邯郸等区域中心城市或结点城市，注重在打造产业轴的同时打造城镇轴和人口聚集轴，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垫高”河北的企业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内合理的梯度差。三是强调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功能定位的相互衔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要建设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区、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的示范区。北京应强化其在区域中的核心地位和创新引领的作用，天津应强调体制机制创新，而河北重点在于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