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安：先行先试打造融合发展“升级版”

2001年7月,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世界为之瞩目。几乎与此同时,在“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环境压力下,这家大型国有钢企开始陆续外迁至秦皇岛、迁安和曹妃甸。由此,首钢以及承接首钢的迁安,客观上成了日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者

滨河村随处可见“北京元素”

过去12年,王明秀一到休班就回北京看望在婆婆家读书的女儿,每月往返两次,雷打不动。从河北迁安到北京石景山大约250公里,她笑着说,估计能绕地球好几圈了。

2005年,她离开父母和孩子,随首钢外迁大军来到迁安。大巴车从京沈高速迁安出口驶离,窗外掠过滦河连片的河滩,别样的景致吸引不住她那颗始终放不下的归心。

2003年,迫于环境压力,在“要首钢还是要首都”的决绝中,首钢决定在迁安成立首钢迁钢公司,成建制开始外迁。地企融合,客观上成为今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者。

2005年来到迁安的张敏一家,则在迁安买了房,女儿就读于厂区滨河村的首钢矿业子弟学校。

“房子没怎么捯饬就搬进来了,寻思如果企业效益不好,或者入学政策有变,就提前回北京。”她至今还是这样的想法,等女儿上了大学,自己也到特殊工种45岁退休的年龄了。

从京郊农村走出来的张敏告诉记者,当年离开北京的首钢职工,或多或少怀揣为大家舍小家的悲壮,每个月2000元的异地补贴,当年的确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随着国家关于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移交社会管理政策出台,张敏知道捱不过2018年年底最后期限,迁钢家属区水、电、暖和物业管理都会移交出去,而能否继续享受北京的教育政策,成了部分职工共同的隐忧。

铁矿石储量超过27亿吨的迁安,拥有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早在1959年,首钢在迁安建立矿业公司。与此配套,首钢矿业职工子弟学校随后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该校使用北京教材与教学大纲,教学教研质量由北京市教育部门主抓,高考用的也是“北京卷”。

陈小伟清楚地记得,高中时班上有两位同学,父母都是矿业公司双职工,高考时以“北京生源”考取了北京高校,而成绩也很优异的她,只考上石家庄一所高校。毕业后选择到迁钢工作的陈小伟,如今已经成长为企业中层干部了。

在子弟学校上学的儿子明年高考,陈小伟有些犹豫,如果考不好,是不是复习一年再考?她仔细比较过,北京和河北的教学大纲不一样,教育内容也有差异。

张敏10岁的女儿在滨河村长大,她显然比父母更有归属感。每年春天,这批北京孩子,一起兴高采烈地到北京春游。放假回到北京,姥姥开玩笑问她是哪里人?小家伙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是滨河村人呀!”

十几年间,迁钢的产能从200万吨跃升至800万吨,职工人数超过7000人。期间,已经有5000多名从北京来的迁钢职工,以退休、买断或调离的方式离开迁钢。迁钢北京职工的平均年龄,也从37岁“长大”至43岁。

每天早晨和中午,迁钢的通勤大巴,载着倒休的北京职工,从滨河村驶向200多公里外的首都。原来通勤车的编号是从A到F,现在只剩下ABCD四辆,还经常坐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离开迁钢的北京职工,并未离开迁安,而是就近成了民营钢企的“座上宾”和“抢手货”。陈小伟表示,首钢入驻迁安,不仅仅是产能数字的提升,更是在人才、技术方面的引领。

虽然滨河村里的迁钢人不断更新换代,但随处可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派驻首钢迁安矿区检察联络室”、“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唐山地区社会保险事务服务中心”、“首钢矿山街委滨中居委会”等“北京元素”,依然是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无声地述说着首钢与迁安融合发展的历程。

新生代职工赵成龙或许更能代表迁钢的未来。2010年大学毕业,从迁钢生产一线做起,成长为企业机关管理人员。小赵自豪地告诉记者,他税后月收入7000多元,在迁安已经相当可观,可以对付“一动一不动”(迁安当地对于车和房的代称)的支出。

松汀村告别“雾霾源头”引来“钢铁联盟”

2016年12月16日,北京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有记者去迁钢附近的松汀村待了3天。被一众钢铁企业和煤化工厂包围的松汀村,很快被描述成“北京雾霾源头村”。这个莫须有的“帽子”,令迁安人多少有些抬不起头来。

2017年12月12日,松汀村,空气质量优。

迁钢厂区围墙外,一位捡焦炭的妇女,裹着厚厚的头巾,一上午没有捡到几块。她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年运炭的车少,还包得严严实实,很少往下掉炭?

今年秋冬季,京津冀实行“史上最严”限产。迁钢主管安全环保的高级工程师翟俊说:“环保部、河北省、唐山市和迁安市,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抽查。有时候一天来好几拨,还互相不认识。”

翟俊算了一笔账,迁钢在环保上已经投入58个亿,占全部投资的12%,环保设施已经达到地方最高水平。

鉴于此,今年迁钢的限产率仅为16.5%,共计49.5万吨。以全行业50%的平均限产率计算,相当于迁钢多出了20亿元的产值。

迁安市环保局副局长李兴,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自2014年到2016年,迁安市重度以上污染天数,分别为68、64、28,2017年还没有结束,重污染天数大幅下降已成定局。

“感觉今年入冬后,天天都是大蓝天。”王明秀甚至有些欣喜。前几年坐通勤车回北京,高速公路经常因为雾霾封道限行。

为了提高空气质量,这个市实施从冬季清洁取暖到城乡增绿扩容的六大重点举措,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科学治霾、协同治霾和铁腕治霾。刘育松和他参与管理的京津冀钢铁产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联盟,两年前就加入了这场协同治霾行动。

2015年,由京津冀三地科技部门共同发起这个“钢铁联盟”,将迁安作为相关科技成果转化的落脚地。从高炉余热回收、废气生物发酵到高效除尘脱硝……两年多来,“钢铁联盟”不断用科技手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在此之前,刘育松的身份是北京市科委的干部、“首都蓝天行动”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经常和专家一起“会诊”松汀村周围的钢企的健康状况。对于松汀村大气质量的变化,刘育松深有感触,国家的环保等级在不断提高,迁安钢铁企业对于节能减排的技术需求也在不断升级。

“尤其是,这种技术需求逐渐从被动式变成主动式。”他说。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迁安市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侯飞认为,像迁安这样的县级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主要是靠项目落地。今年以来,迁安共接纳亿元以上的京津项目22个,总投资超过110亿元。分析这些承接项目,大部分还是围绕钢铁产业链。今年承接的22个项目,17个和钢铁相关。

被滦河穿城而过的迁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北方秀丽水城。2017年,迁安获评全国文明城市,这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为了配合招商引资,迁安明年将“进一步加大在京津地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着力打造迁安作为全国知名的水城、绿城、园林城、文明城的城市形象”。

到2020年,随着京唐城际铁路的开通,北京到迁安仅需要48分钟,迁安将真正加入首都半小时经济圈,这也将进一步放大迁安的产业和生态优势。迁安的未来正在被更多人看好。

固安：优化区域分工不甘做“睡城”

固安地理位置优越,古有“天子脚下”之称。和其他环京区县一样,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带动作用,房地产是避不开的话题。但对于土生土长的固安人而言,获得感包括但不限于手里的回迁房钥匙

从“拆二代”的回迁房到“北漂族”的住房梦

2017年最后一个月,汪海一家三口分到了5套两居室和1套三居室。经过多年的等待,汪海终于把自己熬成了一个“拆二代”。

“这不算多,有几家分了十几二十套。”他很平静地说。

汪海所在村,和北京仅一河之隔。房地产公司在此深耕多年,村子早已被别墅和洋房包围。现在,村子终于盖起了15栋回迁房。

仅从外观来看,汪海的房子和四周的高档住宅并没有违和感,不过小区的名字从原来的“某某村”,变成了“某某公馆”。

6月2日起,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固安,开始执行商品房限购政策。今年签约的住宅数量超过一万套,但近3个月的签约数量仅有200多套。

“我半个月卖了四套,客户都是北京过来的。”与汪海同村的林浩,此前在固安县城做房地产中介。限购出台后,他把阵地转移到了家门口,做起了回迁房“买卖”。

对于回迁房交易的可靠性,林浩不无戏谑地回应说,“有啥不放心,话说回来,你想买商品房也没资格呀!”

显然,探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环京区县的带动作用,房地产是避不开的话题。但对于这些土生土长的固安人而言,京津冀一体化带来的获得感,不限于握在手里的一串钥匙。

固安户籍人口48万,常住人口却有80万左右,很大一部分是上班在北京,生活在固安的新固安人。

29岁的王建酷爱篮球,他说几年前肯定想不到,固安会有自己的室内篮球馆。他参与组建的“固安顺辉瓷砖篮球队”,共有19名队员,8位来自外地,经常活跃在新建的固安市民活动中心。

今年,几个核心队员筹钱租下一块空地,修建了自己的篮球场。王建更喜欢说,“现在我们都是新固安人。”

核心球员彭栋是四川人,公司在北京西南四环。为了躲避拥堵,他每天5点半就要出门,晚上8点才能回到固安。

“如果非要说固安是一座睡城,那它也是一座有温度的睡城。”固安实现了他的住房梦,买了第一辆车,有了第一个孩子。今年,爱人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小女儿出生时,他恰巧出差,队友和当地的朋友,替他事无巨细地张罗。队友的父亲突发重疾,希望到北京一家大医院就诊,彭栋利用自己的“人脉”辗转联系,结果争取到了理想的主治大夫。

就像他在球队中的主力位置一样,彭栋在固安找到了存在感:每周一、两场酣畅淋漓的比赛,还有彼此间的帮助和分享。京冀公共资源的现实落差,也被这位充满干劲的父亲,一点一滴地弥合:没有北京户籍,他让6岁的儿子上固安口碑最好的幼儿园……

彭栋说,自己越来越喜欢固安,体会到这里越来越浓厚的人情味。

落户新固安,航天振邦与北京八中的共同选择

驱车穿过固安县城的106国道,两侧林立的社区似乎都叫同一个名字“英国宫”。这是一个滚动开发了13期的房地产项目,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一进固安就迷失在宫中”。

本世纪初,固安的财政收入还在1亿元上下徘徊,2017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100亿。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房地产这只推手。

“房地产赚的是快钱,实体企业赚的是慢钱,不过慢有慢的好处。”在固安新兴产业示范区,固安航天振邦负责人冯秀阁,追忆起来固安投资建厂的过程。

“固安,那不是到了河北吗?”2010年,这家在北京日益感到空间紧张的机械加工制造企业,看上了固安丰富的土地资源,于是派老冯过来考察。他很快发现,固安与北京只隔着一条永定河。一年之后,航天振邦就在固安建成投产。

走进曾为神舟5号、神舟6号飞船提供重要零部件的航天振邦,生产车间墙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世界上的事最怕认真二字,振邦人最讲认真。

这家赚慢钱的公司,为固安带来了4000多个就业岗位,员工平均收入7000元。“企业在固安,收入对标北京。”72岁的冯秀阁精神矍铄,“未来航天振邦在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都将搬到固安。”

落户固安的京津项目中,北京八中固安分校是由北京市西城区和廊坊市政府间合作敲定的教育协同项目。来自北京八中的分校校长王金才,是一位教龄超过30年的教育专家。他的理想是让北京八中的素质教育理念,融入更多新固安人的血液中。

2014年,北京八中固安分校开始招生,但一开始并未得到当地家长的信任:这里是河北,素质教育见长的北京八中,对寄希望于应试教育分数的家长来说,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

多年的教育实践让王金才坚信,素质教育和考分之间并不矛盾,但是让当地教育部门和家长认识到这一点,显然还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大的投入。

令人们惊奇的是,今年固安中考前10名,7位出自这所新校。一年级网上招生,仅仅用了36个小时。王金才自信地说,依托北京八中的底子,将来设立高中之后,70%的一本率和每年5到10名学生考上清华北大,是没有问题的。

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固安,产业与交通双轮驱动,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的磁场变得越来越强大。从航天振邦和北京八中固安分校所在的新兴产业示范区,到中北部的工业园区,再到东部接壤首都新机场的空港产业园区,固安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空间布局规划。

2017年前11个月,围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生物医药”五大支柱产业,全县累计签约亿元以上产业类项目85项,总投资210.4亿元。

尤其是作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安正在借力新空港的利好,以航空科技创新为导向,以华北航空服务聚集区为目标,引入北航国防气动热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航天一院、六院旗下多家科研院所,做好服务配套的同时,积极促成区内企业和科研机构达成战略合作……

雄安：京畿重地集中承载“新使命”

整个雄安都在静静地等待高起点、高质量规划的出台。此前,那些被预期吊起了胃口的雄安人,开始重构自己的预期,正在逐渐从“能赔我多少钱”,变成“我能拥有怎么样的美好生活”

争当“新移民”,奥威路上“央企一条街”

12月13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和研究中心发布了“2017年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雄安新区”排名首位。这个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从4月1日设立以来,经历了炒房、炒地、落户、炒车和租房等多重考验。

赵天明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位于雄安三县之一的容城县。冬至日上午十点半,公司门口颇为冷清。偌大的屋里,他一个人坐着玩手机游戏。

“你看,我现在成了光杆司令。”他笑着回应外界对于雄安房地产市场的臆测。他说,现在房屋租赁价格已经稳定,因为“该租的都租了”。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最早在雄安设立代表处的央企之一,地点位于容城县奥威路一家宾馆的后院,背街的办公区显得很低调。

待人接物热情又不乏严谨的项目经理赵铮,已经在雄安生活工作了7个多月,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被问及是否经过严格选拔才来到雄安?她笑而不答。

大量企业尤其是央企的到来,使得4公里不到的奥威路,成为全中国央企最密集的一条街。截至9月底,按照严控入区产业的原则,雄安新区首批批准了中国电信、中国人保等在新区设立48家企业,雄安新区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取得了营业执照。

12月20日,雄安新区和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雄安新区智能化建设。双方共同打造的自动驾驶车队,眼下正载着专业设备,密集“调研”雄安的路况。

奥威路再往东4公里,占地约1000亩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正在紧张建设中,建成后将成为部分企业在雄安的新驻地。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仅用十几天时间,就盖起了工地一侧的办公区。

今年53岁的郭志民是服务中心拆迁涉及的240多户村民之一。服务中心临时占地实行“先占地,后补偿”,先支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等新区征迁政策出台后,再按照程序和标准兑付补偿款。

这次临时占地,老郭获得了三笔收入:包括临时租占土地补偿,每半年750元；这一季的玉米,每亩补偿1500元；青玉米秸秆,养殖企业每亩给700元。他对方案表示“满意”。

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此前曾表示,不要和群众算小账,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既是新区工作的目标,也是重要的方法。

预期新变化,“我能拥有什么样的美好生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

在等待规划落地的过程中,雄安新区起步区——安兴县大王镇北六村村民王帅,和很多村民一样,对新区的预期也经历了一个由“热”变“冷”的过程。当时王帅爱人已经怀孕,得到雄安新区的确切消息后,他猜想村子很快就会拆迁,到时候县城房价肯定要涨,不如先把房子租好,“一开拆就带着老婆孩子住到城里去。”

然而,他设想的“无缝对接”并没有实现。如今小孩已经出生几个月了,村里还没有一点动迁的迹象,两万元租住的房子也一直空着。

北六村是新区有名的富裕村。全村1300多户,服装加工企业和工商户200多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村加工的服装,从石家庄新华集贸市场,到北京雅宝路市场,一直卖到了莫斯科的中国市场。村民们声称,目前至少还有200位村民,正在遥远的莫斯科售卖跨期生产的裤衩和棉服。

北六村党支部书记陈克宾说,雄安三县的服装产业有一定基础,现在新区规划没有出来,作为一名党员,他的中心工作就是带领村民服从大局,不等不靠,让北六村的服装产业从低端的加工环节,迈向高端的设计环节。

翻看大王镇政府一位负责同志的工作笔记,从3月30日开始,细致地记录了每天的工作内容。开门接待,上门走访,全镇的土地情况、房屋情况、坟墓情况等等,都被他摸得一清二楚,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政策预期导致的潜在利益显性化,土地、户籍、集体资产分配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需重新排查和梳理。和大王镇一样,雄安新区近4000名县、乡、村及驻村干部,扑下身子上门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对矛盾纠纷开展拉网式排查,哪个村民反映的问题尚未解决、谁家的纠纷还没有化解,都要一一建立台账积极化解。目前新区筛选发现9000多件历史遗留问题,已完成94%,社会稳定形势良好。

陈克宾不止一次设想过北六村和自己的未来,或继续从事服装行业,或融入从北京承接过来的新产业之中。

经过7个多月的等待,北六村村民的预期,逐渐从“赔我多少钱”,转变为“我能拥有怎么样的美好生活”。

“我常和村民讲,大家耐心点,这里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陈克宾充满信心地说。

武安：“冶炼重镇”爬坡过坎“去产能”

“过去五年,“冶炼重镇”武安共压减钢铁产能1767万吨,相当于490艘辽宁舰的钢材重量。武安市委书记魏雪生表示,钢铁去产能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如果没有一个上符合国家政策、下符合武安实际、公平公正接地气的办法,武安的发展不堪设想

官员直言去产能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武安就是那种“老天赏饭吃”的地方。铁矿石储量5.5亿吨,坐拥全国四大富矿基地之一；自古出产铁矿,汉代49处铁官之一,境内至今保留着汉、宋和元时期的冶铁遗址。

储量丰富的铁矿石,加上邻近山西丰富的煤炭,为武汉钢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1958年,武安就成为了河北省首个“千吨钢”红旗县。

改革开放后,武安为数众多的民营钢铁企业,陆续实现铁变钢、钢变材的产业升级。截至2012年,武安钢铁产量占河北全省的八分之一。钢铁工业增加值,占武安全市工业增加值的80%以上。

过度依赖资源的增长模式最终难以为继。2013年,河北省下发《关于印发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6643”工程,确定武安从2013年到2017年,需要压减炼铁产能931万吨、炼钢产能836万吨,这几乎等于整个英国的钢铁产能。

直接从业人员7万人,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5.3万人的武安,10多家钢铁企业全部为民营,全部存在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关停任何一家,都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和群体性事件。

回顾这5年,当地官员直言去产能之路 “越来越难”:

2013年至2014年,大多是闲置产能,相对容易；

2015年开始触及部分企业的在产设备,难度开始加大；

2016年进入“深水区”,除国家和省市补偿外,武安再按照每万吨产能50万元的标准,追加贴补；

2017年是收官之年,但是钢铁市场持续火热,秋冬季限产开始执行……

拆除一座炉子,整个生产链条上的其他设备全部失去作用。“高炉一拆,上下游产业链整体损失接近10亿。”武安一家钢铁企业的老板忧心地说。

武安市委书记魏雪生则认为,钢铁去产能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如果没有一个上符合国家政策、下符合武安实际、公平公正接地气的办法,武安的发展不堪设想。

于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武安建立产能交易互助平台,用“钢铁产能指标置换交易金”的办法,巧妙且妥善地推进压减进度。

武安市发改局副局长万顺捷指着办公室墙上复杂的流程表说:“通俗地讲,就是企业先凑份子钱,然后让不拆炉子的出钱,拆炉子的得到补偿。”

2016年,武安市按照所有企业都承担压减任务原则,以《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确定的武安2012年底的装备和产能为基数,计算出当时16家钢企的产能占比,按此比例将去产能任务分配给企业。

16家钢企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数,按每万吨铁、钢产能各100万元标准,缴纳“钢铁产能指标置换交易金”,专项用于补偿压减装备的企业。利用这些交易金形成的“资金池”,武安市建起全国首个县级钢铁产能指标交易平台。

2017年,钢铁市场行情回暖,武安顺势将互助金标准由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

以交易金为指挥棒,武安钢铁去产能之路,在市场规律引导下稳步推进。截至2017年9月6日,武安顺利完成5年压减钢铁产能任务,没有发生由此导致的群访事件。

民企宣示转型升级退“群”不退“圈”

武安广耀钢铁从13立方米的高炉起步,用20年时间,发展到拥有800立方米高炉的规模企业。

2010年,29岁的史金栋,从父亲和叔叔手中接过企业。当时,他的梦想是再建一个1080立方米的高炉,把企业的规模扩大一倍。但是从2013年开始的产能压减,对广耀钢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走进武安市郊的广耀厂区,已经没有了热闹的生产场景。装着从设备上拆下来的废旧钢材,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驶离。根据当时的行情,光耀多生产一天,就多赚500万元。

“我还年轻,转型还有机会。”8月31日,史金栋在退“群”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让很多人动容。

“心有不甘是肯定的,但接下去肯定越来越难,所以决定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史金栋动情地说,武安十几家钢铁企业,拆炉子的锅,谁都不愿意背。但是继续恶性竞争,谁都没有好日子。

企业整体退出,拿到了理想的补偿金,现在的史金栋不用再为企业环保压力和安全生产夜不能寐。他并不打算离开武安钢铁产业这个“朋友圈”,转型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来,但是方向已经明确。

除了广耀,2017年,武安市还有东山、运丰两家钢铁企业,也实现了整体停产。一批钢铁工人何去何从,成了主管部门的头等大事。

27岁的任雪涛,家在广耀附近的农村,曾经是广耀炼铁车间热风岗的职工,“说白点就是烧煤球的”。他没想到广耀会退出,看到空荡荡的厂区,也会感慨,不过更多的庆幸,因为又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任雪涛新入职的这家新能源企业,是距广耀钢铁10公里的河北银隆,整洁的厂房,大片的绿地,连每一辆小汽车停车时的车头朝向,年轻的保安都会认真监督司机保持一致……

“钱不少挣,环境还好。不光我满意,我老婆也满意,过去她总担心我上班遇到煤气泄漏啥的。”任雪涛说。

2017年,3000多名像任雪涛这样从钢铁企业退出来的工人,通过技能培训,在新的企业找到了工作。4000多名职工则依托劳动部门,通过企业内部转岗继续就业。

“武安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文化。”武安人经常这样介绍家乡。太行山东麓的武安,除了钢铁之城,其实还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这里除了有800里秀美太行山水,还拥有磁山文化、冶炼文化、商帮文化、戏曲文化、红色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等六大文化脉系。

逐渐走出产能羁绊的武安,对于未来的发展定位更加清晰。2017年武安市政府报告明确提出,未来5年全力打好生态治理攻坚战,健全生态修复长效保护机制,全力打好旅游提升攻坚战,力争旅游业总收入超过100亿元。(文中部分为化名)

（记者刘荒、黄海波）(参与采访徐根红、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