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意在打破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地区壁垒，实现产业、教育、交通、生态、人才等资源一体化，协调发展，共享发展。三年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和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大动作凸显了这一战略的执行决心，比如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重工业等产业迁移、交通基础设施延长互通、技术资金从北京天津流入河北、北京一些大学和医院迁入离河北天津更近的通州，等等。未来京津冀地区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交通物流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其他各项合作值得期待。

　　但是也要看到的是，这些投资和资源流动，更多地是以资金、技术、项目、企业、单位等“硬件”形式在政府引导下转移，而对“软件”建设的力度仍然不足，对于制度改革和良好市场环境培育还有待加强。京津冀一体化的下一步动作，除了继续按照优势互补原则分布上述资源外，更重要的还要加速启动制度、市场规范等方面的软件建设。

　　良好地实现一体化至少应该有两个最主要特征：一是各种要素按照市场原则自由流动；二是人均实际收入地区间差异不大，人均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各项实际福利差异不大。第一个可以看作是手段，第二个是结果。距离这两个标准，京津冀地区还有很大距离，相比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差的远。

　　我在2014年国家刚提到京津冀一体化时曾参与一个相关课题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源角度考察京津冀一体化前景。在当时的统计数据中，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差距在方方面面都非常巨大，尤其是河北远远落后于京津。相比于可比的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京津冀地区一体化还有很大差距。

　　首先，从人均GDP看，京津冀中天津、北京分别为第一、第二名，但是河北人均GDP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北京人均GDP的约42%。从城市化率看结果也类似，河北2015年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而北京天津早已经超过80%，京津冀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而长三角苏浙沪三省市发展比较均衡且领先，上海和江苏、浙江2013年人均GDP在全国排名依次为第四至第六名。

　　第二，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异巨大。以公路交通密度为例，京津冀整体公路密度相比于长三角低。北京与天津相当，远高于河北。相比长三角，上海、江苏公路密度高于北京、天津，浙江与北京、天津持平，都远高于河北。公路密度等交通设施水平较高可以提高在区域内部资源和人力整合的便利性。

　　第三，京津冀地区内部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巨大。从高校水平、人才水平、学科水平三者对比可以看出北京人力资本全国第一地位无法撼动，北京、天津、河北存在明显阶梯型差距，而长三角上海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略微好于江苏省，浙江省最差，但三方面指标也都远远高于河北。

　　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差异远高于长三角地区内部。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又导致城市人才分布不均匀，从而导致经济水平差距加大。这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影响，比如，河北地区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远低于北京，因为这些适龄人口都被吸引到北京工作。通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对比，可以发现平均工资在北京、天津、河北阶梯性差异明显。天津、河北的从业人员2010-2012年三年平均报酬只有北京的74%和47%。而长三角整体工资水平相当，江苏、浙江三年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为上海的87%和89%。从流动人口报酬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结论。同时，京津冀地区教育回报率偏低，低于苏浙沪地区。

　　在城市经济研究中，经常提到“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个概念。极化效应指中心城市将周围地区资源、人才、技术、产品项目等吸引到中心城市这个极点。“扩散效应”指中心增长极一旦形成，可以通过人才、信息、产品、资金等的流动将经济动力扩散到其他地区，促进其增长。但如果存在流动障碍，则极化效应会强过扩散效应。比如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如果与中心城市对比过差，则不能吸收技术，吸引人才转移，会增加极化效应，减少扩散效应；如果人才、资本、土地流动存在制度障碍，也可能加剧极化现象。京津冀内部教育、资本及很多政策资源水平相差悬殊，导致很多优质资源进一步向北京聚集，且由于各种制度和政策壁垒，对天津、河北长期“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尤其是河北受负面影响最大。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会自动降低一些差异，抵消部分但不能彻底抵消制度壁垒的影响。比如河北三河市在北京天津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毫无疑问具有市场价值。虽然在当地生活并不算正式“北京人”，但仍有很多在北京工作但难以承受北京高房价的年轻人在当地购房，并且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活力。但是，由于那里不是北京，因此并不能享受北京的教育和其他福利，这也限制了大部分人去当地购房置业，而只能在北京内部寻找高价房源购买。

　　如果取消制度障碍，各地各种资源平等对待，资源可以按照市场原则自由流动——人口流动到哪里就具有当地人身份，并且这种身份没有附带福利差异；土地没有省间差异城乡差异而是在一个统一市场下交易；资本、创业受到相同的税收、管制等政策对待，那么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差异无疑将缩小。但是，正如一些研究所提及和我们所能看到的，京津冀地区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市场经济意思较为薄弱，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私营、民营经济较弱，行政干预经济发展力量强，市场资源配置力量不足。我们以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反应国有化程度，可以看到这个比值在京津冀地区要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和浙江这个比值很低，市场化程度很高。从就业结构能够看到相同的结论，京津冀地区国有企业职工数占城镇就业人口比例明显高于长三角，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低。在开放、吸引外资方面，京津冀地区相比于长三角也存在一定差距。从直接利用外资金额看，京津冀相比于长三角利用外资额度小，对外资吸引力不足。从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占比看，整体上京津冀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占比远远低于长三角。从进出口贸易总额看，京津冀贸易额在北京、天津、河北间存在明显梯度落差，整体贸易与GDP比值远低于长三角。总之京津冀地区国际化也不足。由于民营经济和外资往往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这两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的京津冀地区在一体化方面必然存在重重障碍。

　　长三角的市场化高国际化水平高，使得其内部资源流动相对要好于京津冀地区。作为同属一个省份的珠三角地区，其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更好。广东的城市化率在2015年已经达到68.7%，仅次于北京天津和上海。毫无疑问，如果京津冀地区能够达到如同广东一省那样的发展，那么就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一体化目的。

　　然而，在我国即使一省内部也仍然存在资源流动约束。比如，省内农村和城市居民仍然由于户籍制度而有不同对待，他们有不同的就业条件和社会保障福利，农村和城市的土地资源仍然不能统一在一个市场内自由使用。这些因素使得省内城乡收入差距也经常难以缩小。而一省内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尚且存在困境，跨省资源真正实现一体化无疑存在更多困难，因为跨省间财政协调、人口管理协调、环境保护协调等存在博弈，仍然缺乏中央统一协调。这中间最大的困难绝对是“软件”而非“硬件”，是制度障碍而非企业、项目等表象流动。

　　京津冀一体化执行了已经三年，效果如何呢？毫无疑问由于一定的资源流动会带来一些效果，但是效果仍然不是很明显。比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从人均GDP看，2013年北京与河北比为2.43:1，到了2015年继续提高到2.65:1。从人均消费看，北京与河北比值2013年为2.33:1，到2015年达到2.91:1，差距进一步拉大。北京等大城市在实行限购限户籍等政策，外地人没有资格在北京购房购车。北京、天津和河北都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城乡差距，河北尤其大。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真正一体化还任重道远，而下一步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软件”建设。

　　在制度层面实现一体化，实现要素的起点公平身份同等，以及终点公平市场对待同等，实际上应该更早进行。在实现了这些资源平等对待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后，依据市场价格引导原则实现资源调配，而不是政府指导的产业布局以及教育、医疗分配，这将更符合效率原则。要实现有效率的市场化，消除制度壁垒，需要减弱地区和城乡分割的制度，目前对于交通等地方政府负责的内容已经将要有所缓解，但人口和土地制度仍有很大空间改善。这都要求中央进一步统一基本政策避免地方政府间互相推诿及地方保护主义。并且，原则上制度改善要一步到位，而不要分很多步骤。比如目前河北三河市燕郊地区由于一体化并入北京预期较大，房价地价等都在大幅上涨，而其他地区则不明显，如果统一所有地区政策而不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政策改进，将很大程度减少这种炒作和由此带来的可能长期无效率。

　　最后，京津冀一体化不能产生为一个大型的新的地区壁垒，与其他省份绝缘。应该以一体化过程中的经验为借鉴，扩大到整个中国，如何消除国内地区壁垒和制度障碍带来的无效率，以及操作手段可行性，都需要边操作边总结边推广。欧洲几十个不同语言、宗教和习惯的国家都基本实现了要素自由流动，作为统一大国的我国更应该尽快促进相关制度建设，而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软件”建设的示范效应将非常关键。（　孙文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