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基于江苏省华西村的探索与实践
彭 维 锋
我国广大农村幅员辽阔,农民人口多达9亿,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大概7.5亿左右,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面向。可以说,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从此种角度考量,在广大农村培育和践行“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动农民提升思想境界,转变思想观念,发现生存价值,追求生命意义,进而实现中国农民的品格重塑、中国农村的和谐稳定,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的重大意义。
当然,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近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必讳言的是,当前乡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及不足。检点当代农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方式方法,我们看到,仍然存在着重理性谈论轻大众化普及、重表层解读轻内在阐释、重客观凸显轻主体践行、重理论研究轻通俗设计、重短期效应轻长期规划、重刚性宣传轻文化熏陶、重功利实用轻深层渗透、重局部效果轻制度建设等种种问题,造成了理论阐释不够深入,主体认知统一性缺乏,宣传教育传播方式互动性贫弱,制度建设、制度规约和制度关怀普遍缺失等建设瓶颈,从而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真正进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及其精神世界。
在此种意义上,江苏省华西村的发展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作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华西村立足于我国农村社会现实境况,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方式,经由“知、情、信、意、行”等几个发展阶段,促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村民的精神追求,外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真正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过程和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探索出一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
50多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华西村党委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华西人的精神风貌和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崇德向善的良好村风民俗不断发展,并最终汇聚为强大的建设“美丽的华西村更美丽、幸福的华西人更幸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加强教育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村民社会生活。华西村把提升村民素质作为固本之策,不仅注重群众富“口袋”,而且还注重富“脑袋”,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华西村的思想教育无处不在、润物无声,始终做到既没有“淡季”,也没有“旺季”,而是几十年的“一贯制”。华西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为主旋律,善于通过宣讲、讨论、调研、节庆、专题活动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引导村民把自身幸福与集体命运、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1988年,全国出现了“公司热”,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坑蒙拐骗的“皮包公司”遍地开花。针对这种情况,华西人提出:不能认为搞物质文明建设是“硬指标”,搞精神文明建设是“软任务”,而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年,华西村成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负责全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产、供、销”,专抓看不见的“钱”。精神文明开发公司摒弃政治思想工作“空对空”说教式的方法,采取同村民生活、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做法,使思想工作取得了实效性的结果。针对社会上赌博和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开办讲座讲“赌博的危害”、“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的区别;针对有的村民夫妻不和,婆媳不睦,就举办学习班,讲《婚姻法》、《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讲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把大道理化成群众的口头语,教育有内容,引导有目标,潜移默化的转化为村民自觉奉行的行为标准。同时,华西村的教育引导不是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而是始终坚持“宜快则快、宜慢则慢”,不搞“一刀切”,让那些暂时想不明白、有不同意见的村民“等一等、看一看”,并最终做到真正认同、自觉接受和主动践行。
近年来,华西村又进一步加大了对青年人的教育和引导。村党委书记吴协恩提出,“关心村里下一代的成长,是村党委、村委和家长最大的责任!只加‘财’,不加‘才’,那样就真的会‘富不过三代’。培养年轻人,花多少钱都舍得、都应该。如果村里不去正面引导,他们就会被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所引导。”每年村里的大学生毕业回来后,安排给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一线车间接受锻炼,让他们从辛苦中感受责任。2014年,华西村组织了58名年轻人,到贵州的一个扶贫村,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让他们从艰苦中体会幸福。对于年轻人,华西村不仅引导好,而且注重使用好。既鼓励他们勇于创新,又鼓励他们敢于尝试。正如吴协恩书记常讲的:“年轻人要玩就要玩出名堂,他们有什么新的想法,只要是合法、合适的,我们长辈就要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哪怕他们跌个跟头,或者撞到墙头都不要紧,因为老一辈就是这样过来的。”在群众路线实践中,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华西还实施了“党员联户教育”新机制,由100名骨干党员担任全村970户村民的联系人,每周入户学习、传达各级精神,并听取群众需求,解决实际困难。联户学习时多用“拉家常”的方式,让村民交流感情,相互知冷知热,从而促进邻里融洽、村风和谐。
二、重视舆论宣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从1980年代末起,华西村就编写了以“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为主旋律的《华西村歌》,编写了华西村人人都能背诵的“十富赞歌”、“十穷戒词”,在全村开展了“三史”(村史、家史和个人成长史)教育,以此来规范华西人的思想行为。像华西村吴仁宝老书记30余年坚持宣讲“社会主义富华西”,其主旨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他提出“六爱”(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教育,其内涵就是国家层面要爱党、爱国,社会层面要爱亲、爱友,个人层面要爱华西、爱自己。新世纪初,华西村在村文艺宣传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华西特色艺术团,充分利用身边的人和事,自编、自导、自演多种多样、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节目,不仅丰富了华西人的精神生活,更是通过华西的形象,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内涵,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称赞为“中国农村第一团”。近年来,艺术团演出了音乐舞蹈剧《老书记》、大型史诗剧《华西人》、歌舞快板《要看稀奇到华西》、戏曲联唱《创新理念赞》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淀到村民群众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之后,华西村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针对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宣传态势,全面打造全媒体时代的宣传平台,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通过《华西月刊》、电影《吴仁宝》、微信公众号、网络等多种方式,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全面实施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战略。此外,华西村还在村里的主要场所、机构、社区和路口,竖起了大幅宣传牌、海报,进一步教育和引导村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述做法形成了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取得了良好的舆论宣传实效,着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步伐。正如吴协恩常讲的,华西发展到现阶段,不是“慢一拍、跟着走”,而要“早一拍、领着走”。不管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继续落实“两头保持一致”,华西始终走在前、做在前。对于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华西人认为,每一个“全面”,都是一系列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每一个“全面”,都是一连串凝聚人心、体现担当的战略统筹;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的制度安排。吴协恩书记还进一步提出,贯彻落实“四个全面”,要进一步强化“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的责任意识,继续推进共同富裕;要进一步强化“解放思想要有思想,改革开放要有方向”的辩证意识,继续深化改革创新;要进一步强化“依法治企,依法治村”的法制意识,继续规范制度约束;要进一步强化“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民本意识,继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华西干群一块拼,华西人民同心干,全力打造“两个一百年”百年企业、百年村庄。可以说,从中央的精神指导,到百姓的自我实践,都为华西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拓了一条思想创新、改革进取的新路子。
三、凸显文化熏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村民精神生活。华西村的文化活动主题鲜明、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潜移默化。其中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还有国外文化,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华西村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最先进、最优秀、最营养的元素融入到华西文化之中。在华西长廊的房梁上,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绘画;在华西隧道口,有《西游记》壁画;在华西公园里,有孔庙、孟庙、生肖亭、天安门、山海关、万米长城、二十四孝等独具民族传统的景点,也有美国白宫、德国天文台、法国凯旋门等海外景观。与此同时,他们还坚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各种专题活动、特色教育,不断增强村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几十年来,华西的村民对自身一直有着较高的要求,他们不与社会上素质最差的人比,而与社会上素质最好的人比。他们认为,与最差的比只会越比越退步,与最好的比就会越比越提升。个人与谁比,就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真实体现。华西人既和身边人比,也和外面人比,既比做事,也比做人,既立足当前直接比,也着眼长远间接比。通过对比,分析自己的大局意识多不多、感受服务意识强不强、体会责任意识深不深。比的过程中,有差距就找,有缺点就改,找到差距就是突破,改掉缺点就是进步!
2014年,为进一步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在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后,村里决定筹建一个面积2.6万平方米,集运动、娱乐、便民于一体的健身中心,让村民职工在茶余饭后有一个强身健体的“好去处”。华西发展到现阶段,最需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服务、有一个更高的生活质量。什么叫“脑袋”比“口袋”更富有?就是要在提升村民素质的同时,建设好、传承好华西的优秀文化。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丰富华西人的精神世界,也体现在凝聚华西村的百姓人心。诚如吴协恩书记指出的,一个单位要有凝聚力,一靠以身作则,二靠教育引导。因为一个单位最难统一的是思想,但只要思想统一了,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单位的日常工作,无论哪个方面,如果出了问题,就一定要抓。如果为了面子不去抓,最后连隔里都会没有。只要动手抓了,就不要担心面子,抓好了自然就有面子。正是在这种“一抓到底”的作风影响下,华西的干部都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了工作、为了团结、为了大局,不计较个人的一时得失。华西在文化建设上的这种传承和弘扬,都体现了吴协恩书记提出的“变与不变”的观点:“华西村在今后的发展中,按照中央精神,有些必须变,有些不一定要变,要变的是方式和方法,不能变的是道路和信仰;要变的是能力和创新,不能变的是根基和底线;要变的是体制和机制,不能变的是责任和使命!”
四、强化实践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村民个人生活。价值观念与社会活动是相互影响的,社会活动是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同时又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完成的。华西在发展经济、致富人民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人,只唯实,听中央的“不走样”,听领导的“不走神”,听老百姓的“不走偏”。纵观华西村发展实践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新世纪“育人”。也就是华西人经常讲的,要加强对人的教育和引导,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地创高产出,人创高素质”。可以说,华西村的发展史,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好信誉靠自己建”,华西村的“诚信史”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为建立良好的信誉,华西定计划,制规划时,吃透国情、村情、民情,做到切实可行。华西村教育村民要坚持“三守”:守法、守约、守信誉,对客户则实行“三真”:说真话、售真货、定真价;凡举报华西企业不讲信誉,情况属实的实行重奖。曾有位记者问吴仁宝老书记:“你们‘华西村’3个字有人说值100亿、200亿?你认为值多少亿?”老书记的回答是:“今后,可能是1000亿,也可能是一文不值,关键看华西人的‘三守’程度。”
吴协恩书记进一步指出,老书记打造的诚信品牌,就是华西永续发展的重要依靠。因此,他反复强调,要把华西真正打造成一个“百年老店”,最核心的就是诚信的传承、品牌的塑造。这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学好老书记。吴协恩书记对老书记总结了三条:他是一个理想信念坚定的人,他是一个能够留下思想的人,他是一个把幸福留给别人的人。他强调,老书记的智慧,是“看得见的哲理”;老书记的理念,是“摸得着的实际”;老书记的人格,是“触得到的灵魂”。学好老书记,就要紧紧依靠老书记的坚定信仰,把它作为精神的支柱、干事的准则、力量的源泉,在考验面前站得住、在群众心中信得过、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就要系统继承老书记的特色思想,把它作为引领实践的旗帜、对照自身的镜子、衡量人生的标尺,昭示发展进程、照亮未来前程、指引生命旅程;就要充分传承老书记的远大志向,把它作为工作的重心、事业的根本、人生的标杆,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想。为了让干群更好地对照老书记,华西村根据具体实际、听取百姓意见,修建了“仁宝阁、老书记原居屋、箴言选碑室、名人大师留言选碑室、老书记先进事迹展”等纪念场所,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追思和怀念老书记,并且每年都要召开纪念座谈会,让干群得以在老书记的精神境界中度量自己的言行和觉悟,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作为吴协恩书记个人来讲,他带头学好老书记,从2013年开始,他不拿奖金,只拿每月3500元的基本工资,其实上级这些年来批给他的奖金,至今已有1亿多元,他全部留给了集体,这也带动了华西一大批的干部更加懂得奉献。
五、构建制度规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村民理性生活。制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多年来,华西村认真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规民约》、《厂纪厂规》,更好地发扬民主、依法治村。1989年8月,华西村党委刚刚成立,便颁布了“四个过硬”和“六个不准”的规定。1993年,面对社会上某些不良风气,华西人担心富裕起来的村民会染上赌博的恶习。于是,村里就在媒体上刊登了第一份《戒赌通告》:凡发现华西的村干部和厂长、经理参与赌博的,一经查实,将得到1万元奖励。此后,华西又出新招:凡是举报华西中心村党员、干部,或者是厂长、经理有赌博行为的,一经查实,将给予举报人100万元的现金奖励。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起到了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华西人的综合素质和文明意识、道德意识得到了较大提升,形成了“以人为本、制度管人”,做到了民主讨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西人认为:“人管人,是最大的不民主。只有制度管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西村就达到了“三无”:无赌博、无重大刑事犯罪、无封建迷信活动。华西人对老年人尤为关心。华西村制度规定:凡女满50岁、男满55岁(虚岁为准),都有保养金。村里还设立了“敬老奖”,只要是年龄超过80、90、100岁的华西老人,其直系亲属都有不同数量的奖金。
吴协恩书记认为:规矩是干部的“保护神”、原则是工作的“防火墙”、纪律是事业的“保险箱”。如果离开了这三个“保障”,今天不出事,明天也会出事。当然,只要事事按规矩、处处讲原则、人人守纪律,一心扑在工作上,就出不了问题。为此,从深化“党员联户”,到实施“民主测评”;从修改《村规民约》,到规范“村民休假”,华西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对各单位的“一把手”,就“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违反了怎么办”,明确了具体的规定,目的就是要让华西的干部更好地干事创业、为民谋福。特别是以“三句话”推动了“三保障”:一是从“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干不成大事的,就算能做点事,也只是小事”,保障了“华西的信仰让干部不想贪”;二是从“健全制度固然很重要,但落实制度更为关键”,保障了“华西的制度让干部不能贪”;三是从“不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而是多数人监督少数人”,保障了“华西的监督让干部不敢贪”!吴协恩书记强调,人是一定要有人管的。没人管,就要自己管好自己,权力面前保持警惕、诱惑面前保持定力、金钱面前保持清醒。华西村一直引导村民职工,既要坚持信仰法治、恪守法治,又要融入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习惯。从市场角度讲,就是不能越法律“雷池”、不能闯市场“红灯”、不能破道德“底线”,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按规律办事。华西村的事实证明,这些制度举措和发展理念,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六、经济支撑,夯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利益基础。为实现效率与公平,华西村不搞“大锅饭”,也不搞“独吃饭”。适当拉开档次,又不脱档。共同富裕是目标,但又兼顾效率与公平。正如吴协恩书记所说:“共同富裕,不等于一样富裕,一样富只能导致一样穷。这当中也会有差距。这个差距就体现在人的能力上。因此,发展过程中,我们既要关心弱势群体,又要鼓励能人团队。”华西村最基本的分配观就是:国家、集体、个人实现三者兼顾,“国家一头,依法交足;集体一头,积累留足;农民一头,保证富足。”1990年代,全国掀起了乡镇企业改制的浪潮,许多地方都在搞企业转制。华西人提出,华西村要搞“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但干部不得搞“一家两制”,更不允许搞“一人两制”。对此,中央领导同志称赞说:“这是正确处理权与钱的关系。”
面对习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吴协恩书记认为:新常态首先要有新理念,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办法处理现在的事情,而要辩证地用创新的思维应对复杂变化。他认为,大不等于好,只有“强”才是真的好。大与好没有必然的联系,快与慢需要合理地把握。如果转型转得太快,把村民都转失业了,那谁都会转。因此,发展一定要可持续。可持续,就是长久的,也是健康的。正是得益于有了这一思路,华西近年来通过“两手抓”:一手抓传统产业的技改提升,一手抓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在服务业的转型上,以“不是要我转,而是我要转”为理念,以“数量转质量,体力转脑力”为指导,成功拓展了旅游服务、金融投资、仓储物流、远洋海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及矿产资源等一大批新兴产业。2014年,华西村共完成可用资金26.59亿元,上交税金9.82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2%和12.19%。今后3—5年内,争取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利润贡献率,从现在的“四六开”迈向“三七开”!可以说,这种既有集体主义又有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都有效地保障了华西村民的物质利益和财产权利,也夯实了华西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物质支撑和利益基础。
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春风化雨方可润物无声。华西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让华西人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使其成为华西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增强了华西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生成了弘扬共同理想、凝聚精神力量、建设道德风尚的强大动力。由此,通过浸润于日常生活中的思想系统、价值系统、组织系统、文化系统、生产生活系统等意义要素的建构,华西村民渐趋形成了以既契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符合本村实际的文化价值生产系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此种系统阐释生存生活意义和理解周围世界。可以说,华西村坚持“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甚至“脑袋比口袋更富有”的成功实践,紧密结合华西村实际,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央精神,更适宜在相类区域、相类阶段贯彻实施的农村核心价值观建设之路,经过了发展实践的检验和洗礼,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创新性和农村特色,对于当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借鉴与示范意义,值得研究、重视和推广。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新农村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编译局政治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