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得到了普遍提高，但现实生活中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道德高尚行为缺乏保护。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依靠教育和感化自然是必要的选择，同时也要有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以更为有力的法律措施对道德卑鄙者进行规制、处罚，对道德高尚者进行激励、奖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在法律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道德建设的要求也是法治建设的要求，是对道德卑鄙者的更严惩罚和对道德高尚者的更高保护。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一条就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原则，并在诸多条款中增加体现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内容，如其中关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和宽容，是传统美德在民法典具体规则中的体现。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写入宪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入法提供了根本大法支持和保障。

　　哪些方面的道德可以入法应该遵循一定的基本要求，从学理上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标准：一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标准，个人的自由一般属于道德领域的问题，只有涉及到他人的自由或利益并对他人构成威胁时，法律才予以干涉；二是发生损害结果的标准，不道德的行为只有产生了损害结果才能用法律加以制止，如一般的骂人是道德调整的领域，但是如果诽谤造谣，致使他人身心受到较大损害，那就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三是“家长”主义标准，一些严重的不道德行为虽然只是损害了自己而没有危害他人，但为了保护人类不受非理性行为的危害，法律应承担爱护“子女”的“家长”责任；四是特殊领域标准，对社会影响力大的公众人物，应赋予更高的道德要求。

　　道德入法并不是将所有的道德归入法律调整，而是将一些基本和公认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商业道德等道德要求纳入法律进行调整，法律与道德的分野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遵循，在这一问题上切忌法治浪漫主义的幻想。因此，在法治实践中必须把握道德入法的基本限度，道德入法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并不是道德入法越多越好。一方面，要注意避免把较高道德标准入法，那样会使制定出来的法律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不可企及，最后使道德难以推进、法律难以实施，如一些国家设立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罪，但在实践中就显得要求过高，不如通过奖励见义勇为的正向激励更为现实和有效。另一方面，立法也不可过分降低道德标准，去一味地迎合社会中一部分较低道德观念者，那样会使制定出来的法律对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不到确认，从而丧失了法律促进道德、促进文明进步的功用。立法实践中要适时和适度地把控道德入法问题，精选立法内容，注重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推动文明行为、社会诚信、见义勇为、尊崇英雄、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孝亲敬老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作者为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蔡宝刚）